第一，它结束了中国没有档案法的历史。在档案法提交审议前，我曾受命起草一个关于中国历代法规中有关档案的规定的参考材料，所以知道：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的法律中，有过关于档案管理的规定，但从无档案专门法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都颁布过关于档案工作的法规性文件，但也未制定过档案法律。中国档案事业缺少一个顶层的、管总的法律作为“大屋顶”。而在国外，当时很多发达国家都已颁布了档案法。档案法的颁布，使中国有了第一部档案法，也使中国档案工作第一次有了国家立法，填补了历史上的一个空白，这既是中国法律史、也是中国档案史上的一个创新。从此，中国没有档案法的历史结束了，我国档案事业开始在档案法的“大屋顶”下稳定发展。

第二，它结束了在中国档案没有法律保护的历史。“文革”中，很多档案被销毁。在“精、轻、清”的思想指导下，有些地方把档案销毁大半。即使在“文革”结束后，还有人主张把十年“文革”的档案全部销毁，只是由于有识之士及时向中央呼吁，悲剧才得以避免。直到1982年，我还亲身经历过一场10余万卷民国档案被一笔销毁的悲剧性事件。档案法把档案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围，从而结束了过去档案没有法律保护的历史。从此，我国的档案有了法律“保护伞”，可以免遭许多人祸。

第三，它结束了中国档案工作无法可依的历史。在档案法颁布前，档案工作有规可循，但无法可依；档案管理只能依规而行，而不能依法进行；档案部门只能依规指导，而不能依法监督；广大公民对档案的权利和义务没有法律加以规范。档案法颁布后，档案管理可以依法进行，档案工作可以有法可依，档案部门也可以依法监督，广大公民关于档案的权利和义务有了法律的明文规定和明确规范。这就结束了过去档案工作无法可依的历史，中国档案事业同发达国家一样，进入依法管理的新阶段。社会各方面和全体公民，在档案方面都有了共同的行为准绳和法律遵循，有着共同的权利和义务，有了共同的趋归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