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国人民已经开始在南海航行和生产活动，不仅首先发现南海诸岛，并对南海有了初步认识。

隋唐时期分别以七洲洋、珊瑚洲、焦石山、象石等指称南海海域或岛礁，尽管名称不尽相同，但表明随着我国人民在南海活动的增加，对南海的认知程度逐步加深并趋向了具体化。

至宋代，南海诸岛和南海海域已经成为我国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家园，不仅以“石塘”“长沙”对南海不同岛礁和不同海域清晰地加以区别和命名，而且将南海诸岛纳入了版图。我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管辖从唐宋开始渐趋展开。

在明清时期，我国政府对南海诸岛实施管辖的机制更加完备，一方面继续将南海诸岛明确地纳入版图，并置于广东省琼州府万州辖下。另一方面持续实施水师巡视。

（以上内容摘自《 人民日报 》 2016年05月24日 03 版 《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事实无可争辩》作者李国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南海网梳理的部分中国最早发现和命名南海诸岛的史料，证明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事实无可争辩。

《异物志》 杨孚（东汉）

东汉（公元25-220年）杨孚所著《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涨海”为我国古代对南海的称谓，“崎头”则为我国古代对海中岛礁的称呼。

《南州异物志》万震（三国 东吴）

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吴国丹阳太守万震所著《南州异物志》对南海诸岛进行了记载。编纂于宋代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7—983年）的《太平御览》中有多条《南州异物志》佚文，其中一条为：“句稚，去与游八百里，有江口，西南向，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其中，“涨海”指南海，“崎头”泛指南海岛礁，“磁石”泛指暗沙、暗礁。

《武经总要》曾公亮（北宋）

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古代先民对南海和南海诸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自宋代（公元960—1279年）以后，南海诸岛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命名。宋仁宗时天章阁待制（从四品）曾公亮、工部侍郎丁度主持修纂《武经总要》，其中写道：“广州南海郡……其地，东南至大海四十里，东至惠州四百二十里，西至端州二百四十里，南至恩州七百五十里，北至韶州二百五十里，东南海路四百里至屯门山，二十里皆水浅，日可行五十里，计二百里。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又三日至不劳山(原注：在环州国界)，又南三日至陵山东(原注：有甜水)，其西南至大食，佛师子、天竺诸国，不可计程。”经考证，“九乳螺州”即今西沙群岛。

《岭外代答》周去非（南宋）

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任桂林通判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以“长砂”（长沙）、“石塘”统称南海诸岛。其中写道，“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阯洋。中有三合流，波头喷涌而分流为三：其一南流，通道于诸蕃国之海也。其一北流，广东、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东流，入于无际，所谓东大洋海也。南舶往来，必冲三流之中，得风一息，可济。苟入险无风，舟不可出，必瓦解于三流之中。传闻东大洋海，有长砂石塘数万里，尾闾所泄，沦入九幽。昔尝有舶舟，为大西风所引，至于东大海，尾闾之声，震汹无地。俄得大东风以免。”

《诸蕃志》赵汝适（宋朝）

南宋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所著《诸蕃志》不仅记载了千里长沙、万里石床的方位，而且对其海域的危险性进行了描述：“外有洲曰乌里，曰苏吉浪。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

《宋会要》官修（宋朝）

官修《宋会要》以“石塘”或“万里石塘”指称南海诸岛：“欲至中国者，自其国放洋，五日抵波斯兰，次昆仑洋，经真腊国，数日至宾达椰(榔)国，数日至占城界，十日过洋，傍东南有石塘，名曰万里，其洋或深或浅，水急礁多，舟覆溺者，十(之)七八，绝无山岸，方抵交趾界。五日至钦廉州，皆计顺风为则。”

《岛夷志略》汪大渊（元朝）

元代民间航海家、地理学家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对以石塘概称的南海诸岛的地形地貌进行了描述。“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以余推之，岂止万里而已哉！舶由玳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至西洋或百日之外。以一日一夜行百里计之，万里曾不足，故源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盖紫阳朱子谓海外之地，与中原地脉相连者，其以是欤！观夫海洋泛无涯涘，中匿石塘，孰得而明之？避之则吉，遇之则凶，故子午针人之命脉所系。苟非舟子之精明，能不覆且溺矣！吁！得意之地勿再往，岂可以风涛为径路也哉！”

《琼台志》唐胄（明朝）

13世纪初唐胄编纂的《琼台志》记载，“番夷诸国多在西南海中，逶迤而至崖南占、腊、暹、刺、哇、佛、泥诸番。而琼之东则匝大海，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是即地所不满之处。”此处将南海诸岛分别指称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

《海语》黄衷（明朝）

明代关于南海诸岛的名称记载进一步明确。嘉靖年间（公元1507—1566年）兵部右侍郎黄衷所著《海语》中载，“万里石塘在乌潴、独潴二洋之东，阴风晦景，不类人世。其产多砗磲，其鸟多鬼车、九首者、四三首者，漫散海际，悲号之音，聒聒闻数里。虽愚夫悍卒，靡不惨颜沾襟者。舵师脱小，失势误落石汊，数百躯皆鬼录矣”；“万里长沙在万里石塘东南，即西南夷之流沙河也。弱水出其南，风沙猎猎，晴日望之如盛雪。舶误冲其际，即胶不可脱，必幸东南风劲，乃免陷溺。”此处万里石塘指西沙群岛，万里长沙指南沙群岛。

《海槎馀录》顾岕（明朝）

曾任职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的顾岕所著的《海槎馀录》（1617年刻本）中记载，“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相传此石比海水特下八九尺，海舶必远避而行，一堕既不能出矣。万里长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入回溜中，未有能脱者。”此处千里石塘指西沙群岛，万里长堤指南沙群岛。

《海国闻见录》陈伦炯（清朝）

1730年（雍正八年），时任台湾镇总兵的陈伦炯在《海国闻见录》中以南澳气、七洲洋、万里长沙、千里石塘来指称南海诸岛。其中记载，“南澳气，居南澳之东南。屿小而平，四面挂脚，皆嵝岵石。底生水草，长丈余。湾有沙洲，吸四面之流，船不可到；入溜，则吸搁不能返。隔南澳水程七更，古为落漈。北浮沉皆沙垠，约长二百里，计水程三更余。尽北处有两山名曰东狮、象，与台湾沙马崎对峙。隔洋阔四更，洋名沙马崎头门。气悬海中，南续沙垠，至粤海，为万里长沙头。南隔断一洋，名曰长沙门。又从南首复生沙垠至琼海万州，曰万里长沙。沙之南又生嵝岵石至七洲洋，名曰千里石塘。”

《更路簿》明清时期

明代中叶以后，我国对南海诸岛的岛礁滩沙有了具体命名。明清时期形成的《更路簿》是中国渔民往来于中国大陆沿海和南海诸岛之间的航海指南，以多种版本的手抄本流传并沿用至今，记录了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的生活和生产开发活动，记载了中国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其中对南沙群岛各个岛礁的命名达70余处。这些命名或用中国式罗盘的方位命名，如丑未（渚碧礁）、东头乙辛（蓬勃暗沙）；或用方言命名，如火艾礁；或用特产命名，如赤瓜线（赤瓜礁）、墨瓜线（南屏礁）；或以岛礁形状命名，岛串（仙娥礁）、双担（信义礁）；或以某种实物命名，如锅盖峙（安波沙洲）、秤钩峙（华阳礁）；或以水道命名，如六门（六门礁）、五风（五方礁）等。

来源：来源：《人民日报》：《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事实无可争辩》；中国南海网：《中国最早发现和命名南海诸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