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2月21日，第26届联大通过了第2881（XXVI）号决议，接纳中国参加“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底委员会”）的会议。1972年3月，中国代表在海底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言阐明中国政府关于海洋权问题的原则立场。1973年12月，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1974年7月，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二期会议实质性协商的一般性辩论中，中国代表阐释了中国政府在海洋法几个重大问题上的一贯态度和主张，如新的海洋法律制度必须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等。1982年4月，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就《公约》进行表决，中国代表投了赞成票。总之，中国政府一直派代表全程参加了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历期会议，积极参加对海洋法各实质事项的审议，并就海洋科学研究、领海、国际海底区域、公海、专属经济区、海洋环境保护、大陆架以及争端解决等诸多方面提出正当合法主张，为制定《公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按照《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最后文件》决议一“关于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的建立”，1983年3月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正式设立。中国作为成员，派代表全程参加了筹委会的会议。1991年3月，经筹委会批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登记为先驱投资者。中国还参加了《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以下简称《执行协定》）的磋商。该磋商是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推动下，旨在弥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海底区域开发制度方面的分歧。中国在磋商中的基本做法是：“不反对各方对公约海底部分的修改意见，实事求是地阐述我国对所有问题的看法，支持秘书处的有关建议，同意在维护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原则下制订有利于促进深海底开发的措施”。1994年7月28日，在《执行协定》表决时，中国投了赞成票。此外，1995年8月联合国通过了《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以下简称《鱼类种群协定》），以促进“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长期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中国也参加了《鱼类种群协定》的协商，并投票赞成该协定，并于1996年11月6日签署了该协定。

1994年11月，《公约》正式生效。1996年5月，中国批准了《公约》。中国一直非常重视《公约》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40年来，中国政府忠实地履行《公约》义务，并通过资金援助、人员协助和后勤保障等方式，支持按照《公约》规定设立的有关机构的工作，帮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海洋能力建设，积极推动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变革。

中国与国际海底管理局（以下简称“海管局”）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作为勘探合同方和海管局理事会成员，中国一向重视海管局的工作。1996年，中国成为海管局第一届理事会Ｂ组成员。2004年5月，中国成功当选为理事会Ａ组成员，并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还积极参加了海管局《“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和《“区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的制定。例如，中国代表在参加《“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审议中明确提出，该规章应鼓励有条件的国家或实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海底区域活动。又如，2011年在海管局第17届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关于富钴结壳勘探区、开采区面积的建议被海管局采纳，解决了富钴结壳资源面积问题，从而使富钴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最终得以通过。在2012年第18届会议上，海管局提出了“关于拟定‘区域’内多金属结核开发规章的工作计划”，并把它作为管理局工作计划中的优先事项。中国积极投入海管局有关“开发规章”的制定工作。例如，2019年中国政府在“开发规章”草案评论意见中指出，“开发规章”草案虽然对企业部申请开发工作计划以及与其他承包者的联合安排等作出了规定，但内容过于简略，操作性不强，因而应进一步澄清“健全的商业原则”的含义和标准、尽快制定成立联合企业的标准和程序等。2020年10月20日，中国政府还就海管局三份标准和指南草案提交了评论意见。

此外，在2015年6月联大第69/292号决议中，联合国表示将开启《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国际协定》的谈判工作。该协定被各主权国家和学术界普遍看作是《公约》的第三个执行协定。中国代表团积极参与谈判工作进程，通过单独发言或参加“77国集团＋中国”发言表达立场，为推动谈判进程贡献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