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7日—21日，中央电视台《国家记忆》栏目播出《秘寻洲际导弹靶场》系列纪录片，分五集介绍了从提出“718工程”、开展远洋调查至执行“580任务”十余年的历程。

为纪念我国首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40周年，“海洋档案”微信公众号对纪录片进行了文字整理和编排，以帮助读者更加详细的了解那段历史。

1965年钱学森提出中国必须重点发展洲际导弹并进行全程飞行试验，他为何要提出如此大胆的设想？从“长宁”轮到“向阳红五号”，中国第一艘远洋科学考察船的诞生经历了哪些曲折？从大陆到大洋，中国将开展怎样的艰难跨越？

1965年8月，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央专门委员会议正在这里召开，全国军政各界的重要领导人和科学家都云集在这里。在会上，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让在场各位都异常兴奋的设想——那就是中国必须重点发展具有远程攻击能力的洲际导弹，并且进行全程飞行试验。

洲际导弹通常是指射程大于8000千米的远程导弹，主要用于攻击敌国领土上的重要军事、政治和经济目标，具有比中程导弹更长的射程和更快的速度。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因此成为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此时的美国却认为中国光拥有原子弹，没有导弹，有弹无枪，不足为惧。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就开始研制洲际导弹。1957年8月，苏联首次试射成功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导弹。美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宇宙神”于1959年开始装备，射程达到了一万千米。这就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导弹，随时可以打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中国也在其射程之内。

早在1960年，中国就研制出“东风一号”近程导弹，此时钱学森就提出了关于我国研制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

“东风一号”在发射场

1966年10月27日，中国进行了原子弹、导弹两弹合一的试射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但是要想形成反制超级大国核威慑的实战能力，仅仅拥有近中程导弹是不够的。中国的导弹必须具有发射到万里之外的能力，这就需要进行洲际导弹的全程飞行试验。

“东风二号”

要完成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就意味着从导弹发射点到落点的距离必须大于一万千米，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地方来进行试验呢？

实际上中国国土的最大纵深只有5500千米，而正在研制中的“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射程达到了一万千米。

公海在国际法上是指不包括国家领海或内水的全部海域，公海供所有国家平等地共同使用，它不是任何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因此到公海进行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是中国唯一的选择。

一旦进行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就必须射向远海。而洲际导弹的数据测量与飞行姿态观察，若仅依靠陆地的无线电测量，精度明显不足，必须出动海上测量船，近距离跟踪和打捞数据仓，这就需要组建一支远洋编组调查测量船和护航舰队。这对于1965年的中国所拥有的科技能力来讲，那真是一个比梦还要虚幻的设想。

1967年7月18日，国防科委将一份计划上报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手中。这份计划提出了发展洲际导弹和建造编组远洋调查测量船舶的研制工程，这也是当年中国唯一一个由大陆向大洋的工程计划。可以说，中国人向大洋的跨越是由战略导弹试验逼出来的。

1968年，毛泽东正式批准了实施这个宏大的工程计划，这一工程以国防科委上报的日期为秘密代号被称为“718工程”。“718工程”在整体计划中有几十个分系统，其中组织海洋科学考察船远征大洋寻找和选择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获取洲际导弹所必须的弹着点测量数据，就成为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最首要的任务。

靶场也就是洲际导弹全程飞行的弹着区，一般洲际导弹的发射都会把靶场设计在距离发射中心的一万千米以外的地区。比如美国就建设了两个海上靶场，东靶场在大西洋，西靶场在太平洋，而苏联的两个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大洋靶场也都建在了太平洋公海上。那么中国进行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究竟应该选在什么地方呢？

钱学森为首的科学家们以我国主要的运载火箭发射场作为圆心，在世界地图上画半径超一万千米的大圆时，所经过的大洋有北冰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由于北冰洋的寒冷气候和浮冰海域并不适合作为试验靶场，因此，从地理因素上看，能够让中国做出选择的大洋只能是太平洋或者印度洋。

虽然太平洋是中国最方便进出的大洋，但此时军事战略意义上的太平洋，毛泽东的评论是“太平洋上不太平”。头号海上霸权国家美国在太平洋有第七舰队和第三舰队，主要的太平洋岛屿被它控制或者占领，当时美国急剧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严重威胁中国安全，中美两国再次走到热战边缘。而此时的苏联，勃列日涅夫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在战略上与美国划等号，中国要想在太平洋试射洲际导弹的地方，也是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力量所及的海域。

因此，负责靶场选址的将军们和科学家们，只能舍太平洋而把目光转到了印度洋。以酒泉为起点跨越8000千米以上空间距离的地方，就是南印度洋马达加斯加及毛里求斯以东偏北的海域。中印度洋海岭的这片浅海，在一般地图上看近似符合我国当时的调查和测量技术条件，沿途也没有针锋相对的军事力量干扰，考察船队如果出现紧急情况，还可以求助于附近的非洲朋友。因此，“718工程”启动时，靶场被定位在南印度洋。

1969年7月22日，位于北京市长安街王府井路口的一幢5层小楼上，国家海洋局接到了一个重大任务。中央军委委员彭绍辉按照中央部署，将“718工程”中的靶场选址和远洋水文气象保障工作交给国家海洋局来完成。此时刚刚接任海洋局局长工作的沈振东，深深感到了“718工程”的重要，他调集各路精兵强将组成了跨部门的“718”办公室，把“718工程”确定为国家海洋局的一号绝密工程。但是中央下达的第一个任务就难坏了沈振东。

沈振东接到的任务是准备一艘远洋考察的船只进行靶场选址，但这对当时的国家海洋局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海洋局初期的工作主要就是近海调查，其目的就是查清海上地理环境要素，用专业的手段向国家说明哪里的海域可以做潜艇训练区，哪里的海域可以养殖，哪些口岸可以开发港口等等。当时国家海洋局的专业调查工具主要是一批从海军各舰队接收下来的旧的登陆艇、拖船和扫雷舰，最大吨位不超过800吨。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大洋的水文气象乃至水道测量都是空白，所要调查的海域从未有中国调查船涉足过，甚至连基本的航行海图都没有。洲际导弹靶场涉及的许多调查项目，更是中国人没有做过的。进入大洋选址调查的船只沿途必然要经过多个国家和地区，海情复杂，航行时间长，那么国家海洋局到哪里去找这样一艘船呢？

1970年3月，北京冬天的寒意还没有消退，国家海洋局局长沈振东忽然接到了中央专委“718”办公室传达的一个秘密通知，要他立即派人去湛江港。几天之后，三名不速之客在交通部有关人员的引导下，进入了湛江港港口停泊的一艘货轮船舱内，并把整艘货轮仔仔细细看了个遍。这三个人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对这艘名为“长宁号”的货轮如此感兴趣呢？

原来这三个人就是来自国家海洋局“718”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带队的是参谋陈炳鑫，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挑选一艘适合远洋的调查船。

1970年5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家海洋局送呈的调船指示上，亲自批示交通部将“长宁”轮正式移交给国家海洋局管理。

没有签订任何法律文书，也没有通过任何公证，以相互握手的方式，国家海洋局把一份价值约3000万元人民币的巨额财产接收了下来。一名海军干部当时就在舷梯口，派了固定的“武装更”和全船流动的“安全更”，接管了这一庞然大物。自接管之日起作为杂货商船，“长宁”轮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了，它被开进广州船厂，去完成它作为一艘科学调查船的身份转变。

出海调查船已经有了，但是船上的人呢？如果从海军抽调一些船舶管理人才或者通信人才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要海军支援水文气象和靶场选址需要的地球物理和地质学人才，那就强人所难了。

通过彭绍辉副总参谋长，国家海洋局面临的困难很快上报到了中央。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组织下，一个涉及全国的整合行动付诸实施。1970年9月19日，海军政治部向海军不同部门的十七名干部发出了秘密调令，他们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广州市郊白鹤洞的广州船厂。就是这样的一纸调令，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以及相关的科技人才，从天南海北汇集到了“向阳红五号”船上。

“向阳红五号”这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军内管理高层通过秘密渠道传播的名字。它究竟是一艘什么船？在哪儿？是个什么样子？对于这些疑问，大家一概不知，军人的天职也让他们不敢打探。

接下来的日子，各个部门和工种的人员陆续接到了通知，与他们谈话的领导几乎都是统一用词。

最先到达船厂的干部是政委汤斌和副政委侯华清，此时船厂的三号码头停着一艘巨轮，逆光看上去黑压压的一片，船的甲板上到处是电缆、钢板，焊花四溅，烟雾弥漫，根本看不出船是什么模样。这两位年轻的军官到达自己的房间后，一时间哑然无语，不知所措。

原来两个人发现，各自卧房的地板都是浅灰色的羊毛地毯，倚墙而立的皮面沙发，被罩上了一层别致的镂丝沙发套，室内的办公桌、卫生用品、卧具、墙上的油画、挂毯，都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西洋货，这和他们手上提的简陋行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虽然调动命令来得突然紧急，但能够被领导选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还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加之船上的待遇特别，人们一度沉浸在喜悦中。

然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次工作的任务是什么，于是各种猜测出现了。神秘的氛围笼罩着大家，终于有人忍不住向领导打听了。

这位向组织打听任务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而是在第二天就接到了调回原单位的命令。这之后留下来的人再也不敢打听了，尽管大家心里的疑问一点也没有消除，但是仍然严格执行着船上的保密规定。

登岸离船证，是当年船上人员离开船时要办理的证件，证明没有带走任何保密材料，没有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保卫处的介绍信，任何人也不可以登船。“向阳红五号”船的所有信件，都寄往一个特殊的信箱，也就是广州市1192信箱101号。

1971年的夏天，英国《泰晤士报》的醒目版面，刊登了一则消息，中国正在广州造船厂改装一艘“间谍船”，船名叫“向阳红五号”，得知消息的周恩来总理大为震怒。原来广州造船厂的一位技术工人，因为不满船厂繁重的劳动，偷渡去了香港，几经周折也没能找到工作，便向香港某机构提供了一个中国内地的“绝密情报”，就是正在改造中的“向阳红五号”船。第二天，这个“绝密情报”被英国一名记者捕风捉影，如此这般描述一番以后，登在了《泰晤士报》。不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颷亲自到船厂检查督促保密工作，从此一个机密的大红印章，彻底盖住了所有人对“向阳红五号”的好奇。

尽管如此保密，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青年人，还是猜出了这条船的任务，他的专业素养让他敏锐地发现了“718工程”的核心机密——洲际弹道导弹的轨道参数。这个年轻人就是重力组的组长许时耕。

许时耕要收集的重力场信息，在各个国家都是绝密资料，飞行物落下去最主要就是重力场的作用，重力场不掌握，就无法击中目标。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人计划用新发明的V2导弹攻击伦敦却失败了，原因就是德国人不掌握伦敦的重力场资料。而许时耕用来工作的专业仪器就是安装在“向阳红五号”船船底中部的一台海洋重力仪，这也是全船最贵的设备。

经过30个月马拉松式的敲敲打打，1972年12月20日，“向阳红五号”船改装工程正式竣工。中国有史以来第一艘万吨级海洋科学调查船，徐徐驶离广州船厂码头，向广州港开去。

神秘的面纱终于揭开，此时的“向阳红五号”已然在一个货船的船形上，建起了一座科学之城。作为中国第一艘远洋调查船，“向阳红五号”综合了全国最先进的科技力量和仪器设备，它的吨位、续航力和稳性都超过了与它同时代的美 苏、德、法的海洋调查船。

国家海洋局的一个任务已经完成，那么接下来等待着“向阳红五号”船的又将是什么样的行程呢。

点击阅读原文，观看《国家记忆》纪录片。

编辑：雯媚 德福 图文来源：中央电视台《国家记忆》栏目，《秘寻洲际导弹靶场》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