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报告首次以专章论述国家安全，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是我们党关于国家安全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为新时代推进档案安全体系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新征程国家安全工作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充分彰显了国家安全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大意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是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即“五大要素”），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即“五个统筹”）。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国家安全范围得到拓展，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太空、海洋、生物等各领域，自然也包括档案领域。从档案本身来看，档案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科技等方面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档案安全与国家安全涵盖的各个领域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密切联系，如果档案收集不全或发生损毁、泄密等事故，必然会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危及国家的政权和主权，危及国家安全。因此，档案安全是国家安全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档案安全体系现代化是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档案是党和国家“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的真实记录和珍贵财富，是重要基础性战略信息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档案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经验得以总结，规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各项事业得以发展，都离不开档案。”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档案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地位和重大意义。2021年7月6日，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馆开馆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强调“档案工作存史资政育人，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把对档案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档案安全服务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例如，档案部门充分发挥档案的历史凭证作用，对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等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及时提供档案支持，对否定、歪曲、丑化党史国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坚决予以反击，以实际行动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回顾百年党史，我国档案工作始终与党的工作同步发展。作为记载着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和人民群众各方面情况的真实记录，档案对维护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言意义非凡，是有力支撑党和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依据。实践证明，档案安全体系现代化是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

档案安全是档案工作的底线和红线，是档案事业“大厦”的“地基”，档案安全体系现代化是档案事业现代化的重要“底座”。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档案安全，始终强调要把维护档案安全作为档案工作不可动摇的一条原则。195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将“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作为基本原则之一。2014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建立健全确保档案安全保密的档案安全体系”，把确保档案安全保密作为加强和改进档案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2021年施行的新修订档案法在总则中规定“维护档案完整与安全”，将档案安全要求贯彻到档案形成、收集、保管、开放利用以及信息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将“坚持安全底线”作为工作原则，把档案安全提到了新高度。可见，档案安全一直是档案事业的核心内容之一，档案安全体系现代化是档案事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和力量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这些都不同程度影响着档案安全。国内外敌对势力正通过多种途径非法获取档案信息，档案信息特别是电子档案信息安全正成为新的安全风险。水灾、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战争、群体性事件等人为灾害时有发生，对档案的破坏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近年来，各级档案部门认真贯彻档案法等相关法规，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改善保管条件、实施重点档案抢救与保护、开展异地异质备份等多种手段，有效确保了档案安全，维护了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然而，一些单位仍然存在档案安全意识不强、安全制度不健全、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导致安全事故时而发生。在档案业务领域，危及档案安全的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也日益增多。比如，在档案收集方面，有的因归档制度不健全，致使重要档案未纳入归档范围；有的未及时收集整理，一些重要档案未纳入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在档案保管方面，有的因管理不善导致档案虫蛀霉变、丢失被盗或意外损毁，有的因管理不严导致档案被涂改、撕毁或调包替换；在档案利用方面，有的因工作失误导致档案资源流失、数据损毁或信息泄露；在档案开放方面，有的因审核不严，致使敏感信息被公开；在档案服务外包方面，有的因数字化外包管控不严导致泄密。此外，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数字档案管理和数据档案利用等领域中的安全风险也日益增多，档案安全形势日趋严峻，迫切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新的实践，构建档案安全新格局。

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丰富，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科学理论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是“总体”，突出整体观念；国家安全涵盖诸多领域，并随着社会发展而动态调整。它强调国家安全要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各方面、各环节，更加注重协同高效、法治思维、科技赋能、基层基础，统筹推进各领域国家安全工作。档案安全体系建设要把握以上特征，从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将档案安全体系现代化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布局进行谋划推动，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挑战，拓展档案安全工作领域，推进档案安全体系现代化建设，为档案事业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的是“大安全”理念，档案“大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档案领域的延伸和应用，强调要系统性、整体性把握档案安全的各种风险，健全档案安全体系。

档案安全体系是为确保档案实体安全和信息安全而建立的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综合体系，是由安全点、安全线、安全面构成的一个整体。在宏观上，包括建立档案安全工作机制，确保档案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融合与协同；在中观上，包括安全责任机制、安全风险治理机制、安全预防控制机制、安全保障机制的建设；在微观上，包括法规政策执行安全、制度安全、资源安全、档案实体管理安全、档案信息管理安全、档案开放利用安全等，涵盖档案形成、收集、整理、保管、利用、鉴定、销毁、编研、开放等各业务环节，以及围绕这些业务环节开展的各项管理活动。档案安全体系突破了传统安全的范围，更加突出整体性和系统性，以及与其他领域安全的关联性和协同性。

在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时空领域、内外因素发生新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档案部门要牢固树立“大安全”观。凡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范围内的，档案安全都应从观念认识、体制机制、工作方式等各层面及时作出调整。比如，在体制机制上，要突破档案部门自身的局限，将档案安全体系融入国家安全防护体系之中，建立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档案安全治理体系，从孤军作战向合力攻关转型升级；在工作方式上，要从解决档案安全的个别性、浅表性、具体性问题等战术层面向解决体系性、根本性、瓶颈性难题的战略层面转型升级。

各级档案主管部门要抓好档案安全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增强各项措施的协同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形成维护档案安全的工作合力；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档案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建立党委统一领导、责任分工明确、部门协同联动的档案安全工作机制，确保将安全工作融入档案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档案安全制度建设是档案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要健全档案安全制度，加大档案安全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力度，不断提升档案安全治理效能。

《档案馆建设标准》《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档案馆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档案馆灾害防治工作指南》《档案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基本要求》《档案数字化外包安全管理规范》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的印发，为档案安全体系建设提供了制度支撑。档案安全制度建设，首先要强化全员安全责任制，明确档案安全的责任主体，界定各级党委政府及各部门各单位领导、档案工作负责人、档案工作人员的安全管理责任，构建权责对等、各负其责的全员安全责任体系，形成档案安全责任共同体；其次，要强化全方位的档案安全制度建设，充分考虑档案安全的传统因素和非传统因素，涵盖档案安全体系的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特别是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领域为重点，加快相关制度的立改废释步伐，建立起“党管档案工作”与依法治档有机统一的档案安全制度体系；再次，要强化档案安全制度的执行，广泛应用新技术新手段，更新传统管理手段，加强档案安全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加大档案安全责任追究力度。

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同步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就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在实践中，既不能片面强调档案安全而阻碍发展，也不能盲目追求发展而忽视档案安全。

一方面，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发展是解决档案安全问题的重要动力，也是档案安全的重要保障。必须看到，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的迅猛发展，档案管理对象逐步从传统纸质载体向数字、数据资源转变，建立在传统纸质档案基础上的“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观念迫切需要更新。近年来，国家档案局围绕档案实体安全、存储介质安全、自主可控的档案安全技术和信息系统等组织了科研攻关，围绕电子档案安全开展了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试点、数字档案馆（室）建设试点等，有效解决了档案安全面临的诸多问题。推进档案安全体系现代化，必须通过高质量发展特别是档案科技创新，建立适应数字档案资源管理的安全体系。当前，国家档案局正在推进国家档案重点实验室建设，这是通过档案科技创新提升档案安全实力和能力的重大举措。

另一方面，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档案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档案事业的发展必须以确保档案绝对安全为重要前提，必须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档案科技创新成果在推广应用之前，应当充分论证和试验，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模式。《“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提出，要“提升档案信息化基础设施设备安全水平，实现系统和信息可管可控。加强对档案信息化软硬件产品适用性验证，引导信息技术在档案管理领域安全应用”。在应用新技术新设备时，应立足实际，以国产化、成熟可靠、经济适用为前提，不盲目追求技术先进、系统智能、设备智慧。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逐步应用到档案收集整理、开放鉴定、编研利用等各个领域，但在应用时应加强战略研判，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

“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档案安全体系涉及领域广泛，相关风险因素复杂，必须坚守底线思维，切实加强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

要更加重视档案馆库安全。馆库安全是档案实体安全的前提和保障。要按照相关标准加强档案馆和档案库房建设，采用先进的安全技术，配备必要的实施设备，完善档案库房内控制度，加强档案库房日常管理、档案流动过程中的安全管理。

要更加重视数字档案安全。数字档案是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随着数据价值的不断凸显，数据安全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紧迫和最基础的问题。要不断提升数字档案资源安全管理能力，健全档案网络、档案信息系统和档案数字资源安全保密防护体系。扎实做好档案数字资源备份工作，完善备份机制，实现馆（室）藏全部档案数字资源完整备份，重要电子档案异地异质备份，积极探索备份新途径，加强备份工作全过程安全监管，切实保障档案数字资源安全。

要更加重视档案开放安全。开放利用是档案工作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举措。新修订的档案法作出缩短档案开放期限、拓展档案开放主体、扩大档案开放门类的规定。档案开放利用要切实从档案开放、档案解密、涉密和未开放档案利用、开放档案利用、档案公布、档案编研等方面做好安全风险评估。

要更加重视档案外包安全。我国档案寄存外包服务行业还处于逐步规范阶段，要健全档案服务外包安全工作监管机制，着力对安全风险较高的寄存托管、数字化、信息系统建设等重点领域实施监管。以数字化外包为例，要按照《档案数字化外包安全管理规范》等要求对数字化服务机构和人员、数字化场所、数字化加工设备等加强安全管理，避免档案数据在档案数字化及后期管理过程中失泄密或者不当扩散。

要更加重视境外档案安全。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境外单位要落实档案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境外档案保管、运回、数字化等要求，定期开展档案安全应急演练，不断提高化解风险、防范事故和应急处置的能力，切实维护档案安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时代新征程，档案安全体系事关档案工作全局，必须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形成体系性合力，以档案安全体系现代化保障档案事业现代化，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